我1994年暑期工入行做記者，在地區星報工作，我很記得，因為那年是回歸前最後一次區議會選舉。大學畢業後，由於星報人工不俗，已有約萬元，順理成章，我繼續在星後工作，直至1997年，大約是年初左右，我轉到東方日報，做區議會及市政局新聞，當日有份面試我的人，是陳曉蕾，現在是個名記者。在東方工作幾年，機會頗多，那時上司竟然會派我出差，跟江澤民等領導人外訪，又試過跟曾蔭權到拉斯維加斯，曾憲梓十多年前到廣州換腎，我被派上去做「等死隊」，一呆兩個星期，每天朝八晚十二在醫院外守候，由最初一大版報導，到最後僅三百字、二百字簡訊，等到第十天，我終於向上司提出要求撤退，結果在聖誕節前夕回港，由同事接棒。可能我比較笨，工作上比較「聽話」，2000年台灣大選，對台灣政治一片空白的我，竟然被抽調去做台灣大選，那年陳水扁參選，因此我記憶十分深刻，大選後回港，我轉到蘋果工作。人工是加了一些，不過工作性質差很遠，有點投閒置散的感覺，其實也沒有甚麼所謂，安慰自己隨遇而安，後來有機會轉到雜誌工作，因為人工實在加得多，近倍，考慮不多久，便轉工。因為那時要供樓，覺得要搵多些錢。後來輾轉又回到蘋果，工作近十年了，滿足感越來越少，可惜件紀大了，轉工機會成本太高，我不介意減人工，但不代表我的家人可以接受，這是不敢輕舉妄動的主因。